严重“误判”？全世界可能都在对我们撒谎，真相有些残酷

一个在俄乌问题上经常批评美国的人，谈到中国时，却公开支持美国实施遏制。这种反差，出现在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身上。 2025年10月的一次访谈里，他没有绕开自己的立场：作为美国人，他希望美国继续保持优势。换到中国的位置，他又能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愿受制于人。这比一声友好表态更值得琢磨。 国际关系中，一个人赞同中国对某件事的判断，并不意味着他会接受中国在所有领域继续壮大。观点可以在一个问题上相遇，利益却未必沿着同一方向走。 把前一种相遇当成后一种承诺，正是容易发生的误判。米尔斯海默的解释，要从美国当年的接触政策说起。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，华盛顿主流曾相信，把中国更深地接入国际经济体系，会让双方利益越来越紧密，中国也会逐渐适应美国期待的安排。 贸易能赚钱，关系又似乎可以改善，这是一幅很容易获得支持的前景。他当时提出的看法更冷：如果中国持续发展，经济能力就会转成更强的安全保障能力，美国迟早会因此调整对华政策。 这个判断不是在计算中国人是否友好，而是在计算一个大国拥有资源之后，会怎样保护自己的利益。后来发生的变化，让这场分歧有了现实分量。 中国企业不再只做加工，开始进入更复杂的制造和技术领域；国家需要保护的航线、贸易和海外利益也随之增加。产业越完整，能够投入国防建设的资源就越多。 美国面对的中国，与过去廉价生产基地的印象越来越远。在米尔斯海默的理论里，大国对这种变化格外敏感。 一个国家可以解释今天的政策意图，却无法替未来几十年的每一届政府作保证。其他国家因此会盯住实际能力：有多少工业基础，可以支持多少装备和长期行动。 只听态度、少看能力，在他看来很难解释安全竞争。他举过一个简单的例子。 一个人在国内遇到犯罪，可以报警，背后有法律和执法机构；国家面对外部强权，却没有一个随叫随到、能确保救援成功的世界警察。弱国因此更容易被迫接受自己不愿接受的安排，大国也会努力减少对外部承诺的依赖。 放到中国的历史经验中，这种担心并不抽象。近代积贫积弱时，外部列强曾经在中国攫取利益，中国很难只靠表达善意改变处境。 国家发展起来以后，把保护主权和发展成果的能力建起来，有着清楚的历史理由。对外贸易越广，维持稳定发展环境的需求也越具体。美国自身的行为，提供了另一面镜子。它长期反对其他大国在西半球建立足以威胁自己的军事存在。 米尔斯海默坦言，作为美国人，他认同这种安排。问题随即来了：当美国要求自己的周边安全利益受到尊重时，又怎样理解中国对域外军事压力的警惕？很多争论就在这一步停住了。 谈本国时使用安全、稳定和防御，谈别国时却只用扩张解释同类行为。双方的位置和政策当然有差异，判断也应逐件作出。 可如果连对方最基本的安全顾虑都不愿理解，所谓沟通就很容易变成各说各话，这也是为什么，单纯把美国的克制理解为永久善意，容易把事情看浅。华盛顿会计算投入、盟友态度、产业能力和对手可能采取的行动。 代价上升时，某些选择就会被重新评估；条件变化后，政策也可能换一种方式继续推进。判断一个大国，得把它愿意做什么和它能够承受什么放在一起。这种计算也解释了遏制为何可以发生在战场之外。 技术限制、投资审查、贸易壁垒，都能影响竞争对手获得资源的速度。它们各有公开理由，也各有实际成本。 对受到限制的一方来说，最直接的后果是研发、设备采购和市场进入变难，企业得花更多钱找到替代路径。走到2026年，产业仍是这场竞争的重要支撑。 10月公布的中国前三季度数据中，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.3%。企业继续向高端环节走，涉及的就不只是多卖一些货，也包括谁来提供关键产品、谁拥有议价能力。 中国的发展越触及这些位置，原有分工中的利益摩擦也越明显。具体议题仍可以谈。商务部11月9日宣布，部分针对美国实体的清单措施将从11月10日起继续暂停两个月。 阶段性安排给交易留下空间，长期竞争的基础却仍在。看待这类消息，可以既看合同和订单获得的时间，也看双方围绕关键产业的分歧，并不需要随着每一次表态大喜大悲。 所谓“全世界都在撒谎”，更值得追问的，是那些听上去令人舒服的保证：只要融入市场，竞争就会自行退场；只要保持友善，发展就会获得无条件欢迎。这些话把其他国家自己的利益计算抹去了，也容易让人低估中国成长过程中会遇到的阻力。 冷战时期，美国接近中国，有共同应对苏联的战略考虑；苏联解体后，经贸往来又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。合作发生在不同阶段，双方看重的东西也会变化。 过去的一次携手，并不会替后来每一项利益冲突提前给出答案。把一段关系放回具体年份，才容易看清它当时为什么成立。 米尔斯海默也把这种竞争的危险说得很重。双方都拥有核武器，台海、中国南海和东海的紧张若升级，后果可能远超最初行动的打算。对结构性竞争的认识，最终应帮助各方判断怎样减少误判。 越能理解对方为何作出某种选择，就越有机会在危机真正发生前找到可以控制风险的办法。这也